”某天，一位经营古董店20多年的好友H先生突然来电，一时令我颇为纳闷，“我的儿子现在正在玉市摆摊，有很多高档文房杂项、瓷器文物，你有空可以去看看。”我明白了，H正计划培养小小H接班，於是先让他到市集中摆摊磨练。虽说是磨练，但又担心儿子一下受到挫折，没了信心，於是从不拜托人的H先生，终於开口托朋友暗中前去捧场。“好，我马上去！”一路上，我深深感动着，这委实是用心良苦。“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捧场！”到了人潮拥挤的市集，在一片黄澄澄的投射灯光中，终於见到了正东张西望、翘首期待客人光临的小小H。我装作恰好路过，满脸惊喜地打了招呼，寒暄几句後便开始在摊位上翻翻拣拣。我勉力选了几件小东西，将他的文物赞美了一番，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任务圆满达成。事後，H跟我谢了又谢，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他对孩子的期望。H一直是一个正直诚恳的古董商，他希望孩子跟他一样，做正事、走正路。由於不愿意孩子走捷径，因此他也不帮忙介绍人脉关系，而是要孩子在每一笔小小的交易里，累积经验，厚植实力，稳稳健健地成长。谁来接班，古董二代潮涌现这种培养接班人的态势，似乎令人感到十分熟悉。这些年，各种企业由第二代接班的消息不断传出，优秀的第二代们开始活跃於社会的各行各业，甚至在演艺圈中都能占有一席之地。十余年间企业第二代们汹涌而出的现象，可能正是因为台湾在1980、1990年代经济起飞，传产、电子产业都进入急速扩张的大成长时代。而当时方值盛年、全力冲刺的企业家，不久後一个接着一个“吾家儿女初长成”。也因此，为子女安排未来，在近年成为企业家们心中的首要课题。兴於百业之末的古董行业，发展较制造、电子等企业缓一个阶段。台湾虽在早期也有不少古董店，然而此行业真正扩大规模、迈向国际，则大约要晚到1990年代。当时中国大陆文物走私外流数量达到高峰，大量质高价低的货源不虞匮乏，加上台湾社会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又正享受着经济发展的甜蜜果实，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古董行业趁势崛起。许多古董商从当年摆摊的小贩，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古董商行，而在历经近20年的风华岁月後，儿女们不知不觉地长大，他们同样也面临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然而古董商的接班可没有一般企业那么顺利，尤其稍早些年，古董的价格水位仍低的时候，许多孩子更是显得兴趣缺缺。对于这些古董商二代来说，接下爸爸那些陈腐老旧的古董，或许就像继承家里的佛坛、祖先牌位一样，令人非常困扰。这也是许多古董商心中的烦恼，他们每每既像负气、又像自怜地说：“赶快随便卖掉好了，不然哪天我死了，儿女当垃圾丢掉。”那种深沉的无奈感，令人不知从何安慰。而且，这种轻视古董行业的心理，有时不只存在於不喜欢古董的年轻人心中，许多热爱古董的人、甚至有些古董商本身也看不起这个行业，理由千千百百。例如十多年前，有个从事信息行业的古董同好就曾分析指出，“一个有为的青年千万不能以古董商为志业”，因为古董业是一个格局很小的行业，不管一个古董商做得有多好，一切终究必须透过他自己的双眼来判断，而且整个做生意的过程又属机密，必须低调地规划进行，更令这个行业难以扩张，不容易赚到真正的大钱。然而其它行业，如随街可见的炸鸡排店，只要口味好、有特色，就可以创造品牌吸引加盟店，或透过其它通路行销，规模可以无限延展。前述这些话也颇有道理，尤其在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加速生产、世界行销的年代，当时台湾信息产业正在起飞，规模与古董行业对比特别鲜明。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今日电子制造业已不易扩张，毛利率更日益萎缩，相较之下文物艺术圈却蒸蒸日上，一件古董动辄人民币上千万元、破亿元，一个私人收藏专场的成交额更是每每超过十亿元。这种营业额，就算与一般中小型企业相比也已毫不逊色。在金钱烘托下，平凡的事物也会变得愈来愈美，更何况是本来就很美的艺术品，那更是加倍吸引人。比如不久前艺廊中还频繁可见的黄君璧画作，价低时还常被嫌“数量太多，瀑布都一个模子，张大千、溥心畲要好些”。然而当这些画作突然大涨十余倍後，人人都大赞“看那笔墨多麽苍朴浑厚，看他吸收古人的能量有多大”云云，周围人的兴趣愈来愈浓……总之，古董行业注入热钱活水後，整体规模不断提昇，产业前景能见度转佳，古董商们开始更愿意把这个好行业推荐给子女，而古董二代也在其中看到光明的未来，开始摩拳擦掌、前仆后继地投入。难以传承的行业但是不同的企业，接班的难易度相差颇巨，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谈及二代接班时曾指出：“用钱赚钱的行业，或许较容易父传子，但高科技是用脑赚钱的行业，很难父传子。”古董行业可能又更难父传子，因为古董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很多，而且大部分必须具备的经验又很抽象，很难直接传承。高科技业还算是组织架构完整健全、分工细密的行业，企业家二代在具备某些管理或信息的专长後，或许就可在重臣元老的辅助下茁壮。然而古董商的养成特别困难，古董行业的操作，首先要拥有丰厚的艺术史知识学养、一双判断真假的锐利眼光、强健的心理素质等等，这些属于基本的条件。再往产业上游，要知道怎麽买东西、买什么东西、去哪里买东西、怎样心理战或搏感情等等，往下游要知道怎麽跟客户交际、怎样说话应对、行销包装……每一个环节都很深奥，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累积。而且最麻烦的是，由於经常事涉机密，又或是牵扯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每个核心环节都不能假他人之手，必须要由古董商亲力亲为。在不易求助他人的情况下，只有把个人的能力、魅力与人脉等充分发挥，才能在相同条件下，创造出比别人更多的利润。古董商这个职业，等於是把自己的能量全面发挥到极致的一种工作。孩子，你要比我强古董商们非常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对培养子女接班特别烦恼，恨不得直接倾己之所有，将数十年经验全数灌入子女的体内，帮助他们一举打通古董的“任督二脉”。不过，这种方法毕竟只存在於武侠小说，抽象的感官经验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都难以速成，每个古董商只好各凭本事，由侧面给予子女协助。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信息透明，古董行业竞争愈来愈激烈，有些古董商为提供子女一个超前的立足点，自幼先送出国学习，加强培养国际视野及语言能力。取得学位後，就安排进入一流拍卖公司的培训班训练，之后直接转入正职，在好环境中多看东西、培养人脉，最后顺利进入此领域金字塔的尖端。不过这种缜密长远的计划毕竟不多，大部分古董商都是让孩子自由发展，到了就业年龄，再视其意愿决定是否接班，而後从旁给予协助。有些古董商会安排子女在自己的店内上班，担任助理或是帮忙顾店，让他们亲身观察父母每一笔交易的细节，学习各种态度与应对技巧。每逢春秋季大拍小拍，古董商们经常一家人同至预展场观展，也常可见到父亲提件指导儿女鉴定方法的温馨场景。如果父子有代沟，或是希望子女比自己更强，送去上古董鉴定班、或是到同行处实习的事，也时有所闻。古董的学习之路充满荆棘，常人走来跌跌撞撞，相比之下，古董商第二代有父母细心指导，成长茁壮比一般人更加倍迅速。不过，最后要能够独当一面，终究还是要亲身经过市场的磨练。据说号称天下第一火眼金睛的日本壶中居广田不孤斋老先生，在某次高价购入一件宋代官窑青瓷後，由於太过紧张，辗转难眠，第二天居然小便小出血来。压力庞大到如此地步，想来在那个购入瓷器的夜晚，广田老先生一定翻遍所有能收集到的图版目录，并在灯光下不断变换角度，拼命观察陶瓷器每一寸肌肤的细节，想尽办法只求能在各种表面现象中，找到一个令自己安心、能说服别人也能说服自己的依据。广田老先生一定是不断经过这样的试炼，才能培养出一双犀利火眼，最终方得以晋身一流古董商的行列。未来的问题与契机充实自身的实力外，现今的古董二代还要面对变化剧烈的外在环境。比方在热钱推升下，单件文物金额愈来愈高，资金的调度与筹措压力就会较过往来得困难。另外，众所周知，近年来由於拍卖行业不断兴起坐大，古董商的各种宣传活动不像过去那样活泼，第一市场已大为萎缩。面对这样的改变，许多古董商也开始频繁参与第二市场，无论送拍或组织专场，都减少了直接面对收藏家的频率。收藏家与古董商的角色界线愈来愈模糊，古董商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收藏家，因此他们的思惟更不能只是单纯的买与卖，还必须加入收藏家的各种长程策略规划、收藏品组织能力，以及行销企划、文化创意概念等等。古董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愈来愈多，难度更大。然而在这种产业环境改变、角色转换的同时，能够开拓的新领域也变多，挥洒空间无限，未来就看古董商第二代们如何发挥智慧，继续开创古董行业的各种可能性了。
谈古器物：
将古玩变成古史
20世纪初，是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时代。殷墟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角牙器、宝石制品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历史、文献价值极高的敦煌汉简、敦煌手卷等陆续公布；一些蒙古文、满文史料和外文资料被发掘利用。王国维从1912年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字学、古器物学等，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考证古器物方面的成就，得益于其扎实的旧学功底与科学方法，更体现出“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的素养，成功将古玩变成了古史。
构建可信的古代史
验证了殷商历史的甲骨文，起初不过是中药铺里一味叫作“龙骨”的药材，被古董商发现后成了稀罕的古董玩物，到了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学者手中便成了无价的历史文献。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颠覆了过去“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也是对一些外国学者“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7～8世纪”错误观点的有力回击。
甲骨上所记载的都是当时通行的文字，以此与其他史籍互证，证明了内容的可信性，所以王国维就以卜辞的记录来校勘史籍上的记述。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他通过卜辞考订了商王谱系，并探讨了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典章制度，既纠正了《史记》的个别错误，也证明了《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
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及各种青铜器、碑帖、字画、古籍，到王国维手里通通成为或改写历史或还原史实的重要“实证”。
在《简牍检署考》中，他完整系统地说明了纸张发明之前国人的书写方式；《流沙坠简》是我国第一部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写成的，成为研究汉代制度与西北地理的学术专着；《鬼方、昆夷、猃狁考》则是王国维用彝器、拓本、传世文献互证，来考释先秦古史的杰出成果。
对古器物的考证
在研究宋代金石学时，王国维总结出了数条宋代金石文化的不足。譬如，在考释金石文字不知存疑，对器物上文字必字字释之，因此便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牵强附会的情况；好古、思古对考释工作的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过分则会失去客观的立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所以王国维对新出土的文物特别关注。
王国维作《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等文章，剖析了被宋、清学者所忽略的错误之处，并阐述了自己全新的见解。另外，对于吉金诸器的考察，前人偏重于文字的释读以及对器物形制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器物年代的考证及由器物本身推论古代文化、考知古代史迹的方面。王国维向新的研究方向作了诸多努力，比如其所作的《生霸死霸考》《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等。王国维认为，在新的时代应充分拓展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指出除甲金以外的陶、玺印、货币、兵器等也具有研究价值，他说，这“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惟一器值材料，甚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王国维在积极开拓甲金文字的研究同时，又揭示六国文字也就是战国文字研究的新领域，表现出他作为一代名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远见。
王国维对于青铜器定名考订的佳作《说斝》《说觥》等，堪称近人研究和考证青铜器命名的典范。在《说斝》一文中，王国维考证出，古人有将“斝”误当作“散”字的。他对此作出了纠正，说：“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在《说觥》一文中，王国维谈了对酒器的命名，他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匜、曰韩，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名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意思是说，宋人对古代器物的命名是根据大小来判定的，所以就会有名不副实的情况出现。王国维考证出，阮文达收藏的子燮兕觥，并非真正的“觥”，而应该属于“角”器。进而他考证出，从宋代以后，被叫作“匜”的有两种样式，一种“器浅而钜，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另一种“器稍长小而深，或有足，或无足而有盖，其流侈而短，盖作牛首形”。王国维认为后面这种所谓的“匜”，其实应该是兕觥。
从王国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过分疑古，这样的治学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有人评价王国维的在考证历史时，是“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新旧材料不可偏废，这是王国维的治学态度，也是他一切研究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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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错《古董二代崛起 古董行业如何培养接班人》内容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