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社会里，历代皇室和历代朝廷均遵循：
（1）“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国安民原理
（2）“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民权保障机制
（3）“藏富于民，还富于民”的以民为主的民主原则
因此，中国2000年的皇权史是一个“官少，兵少，税轻”的轻税史。任何皇室和历代朝廷不敢对国民横征暴敛，大家也很难找到证据能够确凿证明皇室朝廷对国民有过横征暴敛!
夏（约10%）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夏后氏五十而贡”。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
西周（约10%）
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但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
春秋战国（约20%）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 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
《春秋》载：“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覆其余亩，复十收其一”，也就是十分之二，是井田制的两倍。
秦（66% 够狠！）
《汉书·食货志上》：“收泰半之赋。”颜师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三分之二啊，太狠了！
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
两汉（不超过8%）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唐宋（不足7%）
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麻，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称作庸（服役发展为可纳绢代役）。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以上按人丁为主，以下以田亩为主）
均田制后遭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合并为户税和地税。（征税时间逐渐固定）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税负原则。
两税税率以每亩1斗为基准，约为十五税一。
元（不足7%）
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明（不足4%）
明代的税赋是历史上最低的，大约四十税一~三十税一。
明代初行两税法，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没能彻底实行。（实物地租为主逐渐趋向于以货币地租为主）
清（不足7%）
2022年，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带我们重回北宋，掀起了一股“宋朝热”。
最近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野生宋粉，致力于给宋朝树立一个崭新的正面形象。
在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里，宋朝都是积贫积弱、被周边民族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有的宋粉就吹，说宋朝没我们想得那么弱！宋朝商品经济繁荣得很，GDP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看看《清明上河图》，当时的汴梁多繁荣，人们生活多富足！
甚至，宋朝给辽国送岁币这样丧权辱国的行为，在他们眼里也是大有深意：这是以小钱换国内的和平与发展，而且，这还把辽国拉进宋朝控制的货币圈，是发动了一场金融战！
正所谓低级的战争夺取土地、中级的战争夺取资源，高级的战争控制经济和金融命脉，宋朝这是高级的战略玩家！
总之，在宋粉眼中，大宋那就是一个字：好。
那么，到底宋朝的经济情况如何呢？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我们别看那些来源不明的数据，也别光看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图景，不如实打实地来看看税收。
1.宋代财政入不敷出，变法改革一波三折
要讲宋朝的税收，就绕不过那群政治大臣。
率先登场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是以后周武将的身份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的，上位以后，就想把篡位这条路给封死。
他在文官武将的设置上采取职权分散的原则，能分给三个人干的事儿，坚决不让一个人辛苦。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蠢蠢欲动，国内农民偶尔暴动，北宋政府就大量地募兵养兵，如此一来，北宋那是祖传的官多、兵多，财政负担不堪重负。
积重难返，范仲淹就提出，咱们要改革兵役制度，改革选拔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一句话： 减少财政支出 ！
可是，减少财政支出，革的是谁的命？是官僚们的命。改革选拔机制，提高行政效率，说得漂亮，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砸自己金饭碗，那他们能同意吗？
果然，朝中一片反对声，大老板宋仁宗没能顶住压力，果断卖队友，把范仲淹和其他改革派贬得远远的。
范仲淹出师未捷身先“死”，可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宋神宗年间，又一位强力的改革派登上了 历史 舞台，他就是王安石。
吸取了范仲淹的失败经验，王安石变法的中心不是节约开支，缩减领工资的人数，而是 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就是让国库富裕起来。
比如募役法。 按规定，每个青壮年男子都得去服劳役，那如果有不想去的怎么办呢？不用逃，到了春秋两季交税的时候，你出适当的免疫钱，这个劳役就免啦。那如果人人都这样了，谁去服徭役？路不修了？水库不建了？
别急，朝廷拿钱出来雇人干活就是。这么一来，事儿也干了，百姓也高兴了，朝廷中间差价也赚了，可谓一举夺得。
再比如青苗法。 当每年春夏之际，庄稼青黄不接，农民正是吃不饱肚子时，政府就出面，以较低的利息放贷给农民，买粮食也好，买种子种地也好，反正等秋天粮食熟了，农民再连本带息以税收的形式还给政府，这样一来，农民不用找富人借高利贷，政府也增加了财政税收，一举两得。
再比如， 均输法和市易法 。根据京城所需要的贡品情况，除了品质特优的贡品需要运送京师以外，一般贡品就地卖掉，折成银子送国库。
同时，政府拨款五百万贯，在丰收的年份低价收购物资，等到歉收的时候，再放出去、平抑物价。
多管齐下，多渠道创收。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大法。不用说，这样一番轰轰烈烈、涉及方方面面的变法运动，自然少不了反对派。
反对派的领袖们，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司马光砸缸”的那个司马光，还有文艺男神苏东坡。
两大德艺双修的大文豪，为啥要反对变法呢？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免役法让百姓从出力改成出钱，难道利益不是受损更大吗？遇到灾年，赋税可以免，可役钱却不能免。
那么，实行免役钱不就相当于往百姓头上又加了一项重税吗？还有，在市易法下，官府亲自下场参加商品买卖，既会因为购买物资而加重财政负担，又会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影响商税收入。
国不强，民如何能富呢？
就这样，双方大斗几百回合，宋神宗始终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只可惜，好好的变法，也有皇帝坚定支持，最终就是流产了。
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到了执行环节，下面的人又是层层加码，本来是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就变味了。
像青苗法，本来是方便农民贷款，到了地方上，就变成了强买强卖。还有市易法，本来是为了平稳物价，结果让官府垄断了市场，国营企业和关系户大发其财。
最后，王安石变法还是失败了。宋朝冗兵、冗官和冗费的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大宋朝廷穷，不一定就意味着百姓穷。宋朝的农业税，相比前朝来说，真的是大大地降低了。
2.轻徭薄赋藏富于民，还是苛捐杂税不断？
宋代的农业税，继承的是唐代中期开始实行的“两税法”。把之前的什么租啊庸啊调啊之类的，统统折算成现金，合并成户税和地税。
夏季交一次税，秋季交一次税，只要在当地有田产，就要在当地上籍交税。田多的纳税多，田少的纳税少，但每亩的田产所收的税赋是固定的。多少呢？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了：“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
无论产量多少，每亩田都收一斗的税。而在宋朝，每亩田的产量在一石到四石左右。换句话说，一石有十斗，也就是说，农业税的税率是2.5%到10%。相比于前朝，可以说是比较低的了。
甚至，朝廷在收税的时候，都没有按照实际的田地数量来。王明清在《挥摩后录》中记载：“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取一亩之税。”甚至，为了鼓励大家开荒，一百亩田地只需要交四亩地的税。
朝廷曾一度想要增加到每百亩收二十亩的税，结果言官们纷纷上书反对，说“民间苦赋重”。这和之前的朝代比起来，这税负简直太轻了。
在这样的政策下，宋朝农民确实是享受了一段欢乐时光。司马光曾经考察某农村，发现哪怕是村里田产最少的下等户，除了要交两税以外，基本没有太多的徭役负担。只要不碰上大饥荒，吃饱穿暖，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可是问题来了，两税，也就是正税，不过是农民面对的一种税负。你以为，一个大宋百姓，只用交点正税吗？须知，正税以外，宋朝还有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
在宋朝刚刚开始它的进度条的时候，统治者还想着要休 养生 息。可到了后来，眼看着百姓越来越富，地方官们开始动心，想办法盘剥百姓。
仁宗年间，就有一个叫李觏的思想家，写了一首诗：“官家的的要宽征，古时什一今更轻。州县酷嫌民渐富，几多率敛是无名。”
他吐槽朝廷的的确确是想要轻徭薄赋的，农业税定得比古代的10%还要低。只可惜，州啊县啊的这些地方官，就看不得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擅自进行搜刮聚敛。
《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老婆吴月娘的哥哥吴大舅就说了，在济州地，每年上缴朝廷的两税不到五百两，而他会管此屯，一年能额外从百姓那儿获得百十两银子。
你看，在宋代当个什么地方官，就有这么多油水可捞，说句题外话，你知道为什么宋代的佛教不像唐代那么兴盛吗？
那是因为，当和尚已经要交助役钱了，而科举当官呢，不仅不用交税，还可以有大大的油水捞，那为什么要不爱当官、去当和尚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宋朝这些杂七杂八的税还比较少，中央朝廷发现底下私自加税以后，还会及时纠正。可后来，随着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战争开支越来越大，苛捐杂税就已经变成常态了。
北宋宣和年间，爆发了方腊起义。因为军费不足，当时的经制使就提出了加征卖酒钱、头子钱、印契钱等七种杂税，统称为“经制钱”。
后来，几次战争期间，北宋朝廷又定下了“总制钱”“版帐钱”和“月桩钱”。
这几种钱都创立于战争时期，定下的数额比较高。特殊时期可以特殊办法，人们也愿意为了国家，短暂地勒紧一下裤腰带。
可谁知道，战争结束了，这些钱却还要继续收。裤腰带一直勒着，那谁能受得了？结果，百姓交不出那么多钱了，五花八门的增收手段就出来了。
比如有的人因为不堪税负，索性地也不种了，田也不要了，可收税官还是会找上他，管他要税款。
再比如，官府在审案子的时候，犯人越有钱，就会被判得越重。为什么？把你判重点，你可不就是能拿出家产争取减刑吗？甚至，有人家里被偷了、走在路上被抢了，官府在抓到盗贼以后，直接就把赃款赃物充公，一分钱也不还给失主。
所以在当时，要是有人借了钱以后跑到外地去躲债，债主为了报复，就会索性把这份债权献给官府。而官府追起债来，那叫一个穷追猛打，比收正税还要积极。
到南宋的时候，就连理学家朱熹，给儿子写家书、也不忘教育要及时纳税，朱熹忍不住大发感慨：“从古到今的剥削之法，在本朝都齐全了。”
你想想看，淳熙末年，宋朝的财政总收入是6530万钱，其中杂税竟然有将近4500万钱。杂税收入比正税还要多，宋朝算得上是头一个。
北宋一百六十年，农民起义两百多次，南宋时候也差不多。老百姓要是真的过得好，哪里会被逼上梁山，聚众起义呢？
当然了，宋粉们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宋朝的商业确实是迅速发展了。
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的财政税收都是以农业税为大头。而宋朝，就是我国第一个工商税收入超过农业税收入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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