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1920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育小学就读。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年-1929年，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1979年，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1985年，任中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0年，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27秒，季羡林逝世。
季羡林（1911—2009），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最高学位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布衣情怀季老住院期间，每天下午，是他雷打不动的读书读报时间。有时秘书怕他累着，故意丢下了这张忘记了那张，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也不动声色，一份读完了，再点另一份。医生来换药了。季老的腿上打了两个洞，把塑料小管子生生地杵进去，才能打药，有时还得在肉上动刀子剪子。护工都跟着直冒汗，可是每回老爷子都谈笑风生。等医生们走了，李玉洁老师颤声问：“先生您真不疼”老爷子回答：“不疼是假的，但又何必给大夫增加思想负担哪？”不仅如此，老爷子还老对医护人员说：“别再给我用好药了，差不多就行了。”
在季先生心中，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只是不关心自己。护工也是家庭成员，不但照付工资，和颜悦色，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
心系家国季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极为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人云亦云。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宽人严己
有一件事在三O一医院引起轰动。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语，很激愤的样子。当他们来到季先生面前，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季羡林知道后，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还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良人已逝，良知犹存
季羡林先生走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显示出了可贵的毅力与真诚。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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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览：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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